近期，海外数家CAR-T领域的明星公司接连披露，决定中止其CAR-T研发项目。例如，Caribou暂停了两条异体CAR-T管线；Cellectis终止了两款处于临床阶段的异体CAR-T产品，并将资源全面转向体内基因编辑方向；Arsenal则彻底放弃体外自体CAR-T管线，把全部研发资源集中到体内CAR-T技术平台。
根据动脉网的统计，过去一年里，至少有12家药企终止或暂停了各自的核心CAR-T项目。从技术路径来看，被砍掉的管线主要集中在体外制备的自体CAR-T和通用型CAR-T，甚至有多家公司宣布中止管线后，将资源完全投入到体内CAR-T技术平台。
这导致市场上一部分人产生了误解，认为体外制备路线将被体内CAR-T技术所取代。
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要理解行业的真实动向，还需从这些企业砍掉管线的深层原因入手。
海外CAR-T管线集体收缩
通过访谈得知，这些企业砍掉管线并非仅仅因为技术路径，而是受到治疗格局变化、融资环境变动、临床数据未达预期以及企业战略调整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。
其一，治疗格局发生了演变。 以Cellectis为例，其终止两款异体CAR-T产品的理由是，B-ALL（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）和NHL（非霍奇金淋巴瘤）的治疗格局已经改变。
邦耀生物CEO向宇博士分析指出：“B-ALL和NHL均属于B细胞来源的恶性血液肿瘤，只是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有所不同。目前，血液瘤市场竞争激烈，同质化问题严重。美国已有7款CAR-T疗法获批，国内也有7到8款。”
在更充分的临床证据支持下，新的治疗方案正逐步向前线移动。前线治疗的进步降低了复发率，使得进入后线治疗的患者数量减少，从而压缩了相应的市场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双抗、TCE等其他新型疗法不断涌现，在二、三线治疗中加剧了竞争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一款新的CAR-T疗法即使有效，也必须回答一个问题：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，它究竟能带来哪些额外的临床价值？
向宇博士补充道：“在海外高端市场，成本不像中国市场那样敏感。例如在欧美市场，用于治疗血液瘤的CAR-T已纳入医保，报销价格高达几十万美元。而自体CAR-T的制备成本不过几万美元，在整体治疗费用中占比不高。因此，通用型CAR-T、体内CAR-T等新型疗法必须证明自己除了成本优势外，还具备其他临床优势，否则市场会更倾向于使用已被验证有效的自体CAR-T。”
其二，融资环境发生了变化。 几年前，全球资本仍在追逐通用型CAR-T。当时，自体CAR-T获批上市，初步验证了其商业化路径。但它也存在多重限制：生产周期需要数周，生产成本高昂，工艺难以标准化。
针对这些痛点，行业探索出了通用型技术路线：利用健康供体来源的T细胞或iPSC（诱导多能干细胞），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，使其适用于不同患者。与自体CAR-T相比，通用型CAR-T具有通用、现货、成本低等优势，因此一度受到投资机构的青睐。
此后，行业又探索出体内CAR-T技术。该技术无需采集患者T细胞、体外制备等步骤，而是直接通过非病毒或病毒递送载体，将编码CAR（嵌合抗原受体）的基因递送至患者体内的天然T细胞中，使其在体内原位转化为具有靶向杀伤能力的CAR-T细胞，从而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杀伤。从原理上看，体内CAR-T具有制备流程简单、治疗周期短、成本低、保留T细胞功能、无需清淋预处理等优势。
臻愈生物创始人杨寒朔教授告诉动脉网：“体内CAR-T出现后，国内外投资机构几乎全部转向布局体内CAR-T。”
据统计，自2025年以来，阿斯利康、艾伯维、吉利德、BMS、礼来、强生等巨头累计投入近200亿美元布局体内CAR-T。在国内，今年体内CAR-T领域也发生了超过17起融资，总额突破28亿元人民币。
当资金涌向体内CAR-T时，通用型CAR-T企业的融资难度明显加大。Caribou便是典型例子，其CEO表示：“当前异体CAR-T的融资环境使得公司难以筹集推进项目所需的资本，因此只能终止仅剩的两条异体CAR-T管线。”即便此前发布的管线数据足够亮眼。
不过，对于融资环境的变化，向宇博士提供了另一个视角。技术路径确实很重要，但它进入哪个赛道更为关键。 例如mRNA技术，曾因疫苗需求而价值高涨，随后热度回落。但诺华在2026年10月与艾博生物就RNA疗法达成了一项BD交易，首付款为5.75亿美元，潜在总价值约72亿美元。技术仍是mRNA，区别仅在于它进入了自免赛道。
在CAR-T领域，血液瘤的同质化竞争严重。此次Caribou、Cellectis、强生砍掉的CAR-T管线均为血液瘤适应症。而自免疾病、实体瘤等适应症市场空间广阔，无论何种技术路线——自体、异体、体内，甚至mRNA——只要临床数据良好，其管线和企业仍会受到资本青睐。
向宇博士表示：“专业投资人看重的是产品未来的商业化回报，而非盲目追逐热门技术标签。核心在于疾病赛道的市场天花板。在自免疾病和实体瘤领域，一款重磅药物的年销售额可达200亿美元，市场空间更为广阔。尤其是CAR-T能够实现深度B细胞清除和免疫重置，从而打造出区别于现有单抗药物的长期治疗新模式。”
除了治疗格局演变和融资环境变化，管线临床数据未达预期以及企业战略调整也是砍掉管线的原因。 例如，强生于2026年5月终止了两项CAR-T疗法。两个月后，强生宣布与Sail Biomedicines达成战略合作，以推进体内CAR-T疗法。为此，强生需要支付7.85亿美元（含4.65亿美元股权投资）的首付款。如果行使收购选择权并达成相关里程碑，还需支付约27.2亿美元。
总体来看，海外知名CAR-T企业砍掉自体和通用型管线，更多是出于管线数据、企业战略及融资环境等方面的考量。
国内CAR-T赛道加速扩张，体内CAR-T成资本热点
自2026年以来，海外多家明星CAR-T企业收缩管线，而国内则有超过10家体内CAR-T企业完成了融资。
（2026年完成融资的CAR-T企业，不完全统计）
根据统计，在上述完成融资的企业中，绝大多数都布局了体内CAR-T技术。例如，臻愈生物、虹信生物、微滔生物等企业均专注于体内CAR-T技术。
其中，臻愈生物在高效递送、CAR分子设计和mRNA长效表达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研究，并在患者体内得到了良好验证；虹信生物开发的体内CAR-T管线HN2301已入组数十例各类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，显示出持久且卓越的安全性；微滔生物的核心产品GT801已初步在血液瘤和自身免疫疾病患者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疗效。
此外，还有许多通用型CAR-T企业和自体CAR-T企业借助这轮融资热潮布局体内CAR-T。例如，先博生物计划将资金用于加速通用型CAR-NK核心管线SNC103的确证性临床研究，并推动体内CAR-T平台SNC116的注册临床开发；天宜康医药的融资资金主要用于新一代自体快速工艺的多靶CAR-T细胞治疗候选产品的开发，以及面向自免疾病的体内多靶细胞治疗候选产品的研发；易慕峰生物面向实体瘤、血液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布局了体外及体内CAR-T细胞疗法，本轮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布局体内CAR-T前沿技术，构建自主的iMAGIC体内生成CAR-T平台。
根据行业消息，截至目前，国内已有超过百家企业布局体内CAR-T技术，从宏观角度看，该赛道已高度内卷，管线出现同质化现象。
然而，投资机构仍然愿意投入重金，这是因为体内CAR-T作为一项新技术，从原理上看极具优势，并且已有临床信号验证其价值。这使得投资机构为了不错过下一代技术机会，纷纷投资体内CAR-T。这就像当年ADC等新技术、新靶点刚出现时，也有大量资本涌入该领域。体内CAR-T正处于行业早期阶段的新方向。
另外，从微观层面看，体内CAR-T企业在技术上大多存在差异化创新。
杨寒朔教授表示：“体内CAR-T可以说是目前复杂度最高的生物医药技术之一。其整条链路较长，且每个环节都有很多选择，变量非常多：递送载体包括慢病毒（LV）、mRNA-LNP、AAV、VLP等。以mRNA-LNP为例，LNP本身就存在大量差异化，不同脂质分子的性能不同；抗体类型和抗体偶联的方式各有区别；CAR分子设计千差万别；靶向结合分子的选择，如靶向CD3、CD4、CD8、CD7等不同靶点，方案各不相同；再加上CMC生产制造的巨大挑战。这意味着每家企业都可以在每个环节上进行创新，构建自己的技术优势。”
不过，并非所有体内CAR-T企业都能获得融资。能够完成融资的企业，一定具备竞争力明显的核心优势。
例如，臻愈生物在肿瘤治疗、CAR研究、纳米递送方面拥有多年积累。其从项目早期就站在终态产品的角度进行整体考量：从脂质分子选型、CMC制备工艺，到binder（靶向结合分子）偶联方式、CAR分子设计、抗肿瘤活性提升，整套模块在早期就做了系统性设计。目前，其各个模块都取得了独有的进展，叠加起来形成了明显的综合优势。
虹信生物则攻克了制约行业发展的“mRNA肝外非APC靶向递送”难题，开发了独有的工程化细胞靶向递送平台，在工程化与靶向递送效率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。基于该平台，虹信生物开发出了体内CAR-T管线HN2301。
国内产业布局逻辑：新旧管线并行
可以看到，这些企业不仅关注技术路线，还重点瞄准了自免疾病、实体瘤等领域。这也印证了向宇博士的观点：专业投资人不会盲目跟风热点技术路线，而是布局大赛道中具有竞争力的管线和企业。
这意味着，资本并非单纯为技术标签付费，而是看对应的疾病机会、人体临床数据、适用场景以及产品的真实价值。
事实上，海外企业也在布局体内技术。自2025年以来，阿斯利康、艾伯维、吉利德、BMS等海外巨头纷纷收购体内CAR-T企业，累计花费近200亿美元。不过，海外企业的策略是砍掉原有管线，将资源投向体内技术。例如，Cellectis终止了异体CAR-T管线，将资源转向体内基因编辑；Arsenal全面放弃了自体CAR-T管线，将全部研发资源转向体内CAR-T平台；就连强生也砍掉了两项自体CAR-T疗法，原因是管线优先级与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。
国内企业的策略则有所不同。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坚持推进现有的核心管线，包括自体CAR-T管线和通用型CAR-T管线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体内CAR-T技术平台，布局体内CAR-T。
例如，邦耀生物围绕自身免疫病同步布局了自体CAR-T、异体通用型CAR-T和体内CAR-T。其并未全面转向体内CAR-T，而是仍在持续推进自体和通用型技术路线的管线。
目前，邦耀生物的异体通用型CAR-T产品BRL-303，用于治疗复发/难治性系统性硬化症（SSc）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（IND）已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，并纳入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（CDE）“关爱计划-延伸”试点项目。此外，BRL-303治疗中度或重度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（SLE）的Ⅰ期临床研究也在顺利开展。
再如，科济药业表示，未来将全面投入通用型CAR-T和体内CAR-T。目前，其通用型CAR-T已有两款产品递交了IND申请，完全缓解率达到70%以上，与自体CAR-T相当；体内CAR-T方面，其正在推进IIT研究。
此前，科济药业布局的自体人源化CAR-T细胞治疗产品已于2026年6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，用于治疗CLDN18.2阳性、HER2阴性、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/食管胃结合部腺癌，成为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实体瘤CAR-T药物。
国外企业砍掉通用型CAR-T管线，而国内企业同步布局体内CAR-T和通用型CAR-T。国内企业是否会因此栽跟头？
体内CAR-T VS 通用型CAR-T？
如今，在海外企业的变动下，国内部分行业人士认为，体内CAR-T将取代通用型CAR-T。不过，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，现在下这个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。
一方面，体内CAR-T管线目前大多处于临床前或研究者发起试验（IIT）阶段，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。
例如，体内CAR-T的CMC生产制造挑战巨大。在慢病毒载体技术路线方面，慢病毒本身存在载体相关副作用，还有长期安全性风险。载体是否会发生非预期的基因组插入，甚至插入T细胞后诱发T细胞淋巴瘤，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LNP技术路线同样存在难题：过去mRNA皮下给药的剂量只有25至50微克；而体内CAR-T需要静脉大剂量给药，达到毫克级别。大剂量静脉注射会带来新的毒性风险，且LNP容易富集到肝脏。如何放大产品的安全治疗窗口、解决体内药代动力学等大量问题，在没有走到临床后期之前都无法完全确认。
另一方面，通用型CAR-T有多款疗法进入了临床验证阶段，但也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。例如，Allogene于2026年4月4日公布了同种异体CAR-T候选产品ALLO-329用于自免疾病的临床前数据：经过抗排斥CD70 CAR改造的同种异体CD19 CAR-T细胞保留了强效抗CD19活性，避免了排斥反应，并促进了CAR-T细胞的扩增。
Caribou于今年6月公布了其同种异体CD19 CAR-T细胞疗法vispa-cel的I期ANTLER研究长期随访数据：中位无进展生存期（PFS）达到17.1个月，证实了这款通用型疗法治疗淋巴瘤的疗效可与自体CAR-T产品媲美。
即使有临床验证，通用型CAR-T后续仍需攻克持续降低免疫排斥、增强长期使用安全性等技术难点，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未来，该技术路线还需解决门诊化给药的问题。
因此，在向宇博士看来，体内CAR-T与通用型CAR-T更像是平行存在的不同技术路线。就像GLP-1赛道中的口服制剂和皮下注射一样，口服制剂在给药便利性和依从性上显然比皮下注射有优势，但口服制剂获批后并未让皮下注射产品失去价值，而是开拓了新的市场。在CAR-T领域，通用型CAR-T与体内CAR-T也未必是简单的替代关系，二者可能各自找到最适配的应用场景与患者人群。
另外，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体内CAR-T作为新兴技术不应错过，但技术暂时存在不确定性，企业应保留备份管线，合理分配新旧管线资源。
归根结底，技术标签只是工具，真正决定产品价值的仍是临床获益与商业化潜力。无论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，锚定实体瘤、自身免疫病这些广阔赛道，并交出扎实的人体临床数据，才是细胞基因治疗企业高速发展的核心底气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动脉网”（ID：vcbeat），作者：张靖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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